從去年以來，中央已經在政策的轉型方面有了積極的探索，如保增長需要，大力推行棚戶區改造、進行共有房試點等。一旦這些政策全部到位，縱然房價再出現反彈，對經濟社會發展、老百姓居住水平的改善也不會產生多大不利影響。

　　如果在土地出讓金的分配使用方面再出臺一些新的政策，明確土地出讓收入必須一半以上用于棚戶區改造和保障房建設等，樓市就不可能出現反復，市場化的樓市也就會到來了

　　據媒體報道，今年以來，已有安徽、杭州、無錫、天津、沈陽、廣州等至少16個城市采取或直接放松限購條件、或放寬落戶條件、或采取調整公積金貸款等方式促進樓市走量。近日，沈陽、廣州、福建等地，更被報道已事實上放開限購，但“只做不說”。加上中央提出“分類調控”思路、央行“喊話”力挺首套房貸款需求。種種跡象表明，樓市調控實質已經實施了轉型。所不同的是，在口號上還在稱之為沒有松綁。

　　事實上，本輪樓市調控，從起步到現在，基本都是在口號中度過的，是伴隨著各種各樣的口號一步一步向前推進的。從打壓房價到史上最嚴，從限購限貸到房產稅試點，從土地調控到金融調控，從總量調控到分類調控，從價格管理到保障房建設，直到現在出現的地方政府給樓市松綁。

　　而仔細分析一下這些口號，心里也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因為，如果按照口號的震懾力和威力，打壓房價、史上最嚴等無疑是最令人振奮的。但是，最終出現的結果，卻與這些口號毫無關系。房價沒“打”下來，史上最嚴也沒有表現出“最嚴”的味道。到是限購、限貸這些看起來毫不起眼的做法，著實讓房價出現了一些松動、產生了一些下跌。

　　問題在于，將樓市調控建立在各種各樣的口號上，卻不考慮如何與市場緊密結合，與消費需求密切配合，而是任著性子來，又怎么可能對樓市產生積極的影響呢？以限購為例，在經歷了連續幾年的限購以后，實際上一些剛性需求也被壓制了，最終使市場出現了不該如此低迷的結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市場十分低迷，但是，價格卻沒有太大的松動，說明限購政策并沒有發揮多少正面的作用與效應。那么，還有多大的存在必要呢？

　　必須把握好的一個關節點是，中央在今年3月份就實施了調控轉型，就提出了“分類調控”的新思路。那么，為什么各級在執行該項政策時，還要堅持用口號來進行精神守護呢？為什么不能將調控權力下移，讓地方依據本地實際采取相應的對策措施呢？就算地方取消限購、限貸等政策，甚至托市，也不要進行干預，更不要發布諸如樓市松綁等方面的口號，避免給消費者帶來恐慌。就象沈陽、廣州等地的“只做不說”，又給市場帶來多大的負面影響呢？樓市又因為地方政府的“只做不說”出現怎樣的反彈呢？

　　顯然，擔心是輿論和一些專家理論上的分析與猜測，按照中國樓市目前的實際情況，地方政府已沒有“托市”的能力和條件，也沒有“托市”的號召力與威信。特別是投機者，不會在目前這種經濟狀況下，匆匆選擇投資樓市。與其這樣，不如讓地方按照本地實際，做出一些政策調整與完善。

　　更重要的，從去年以來，中央已經在政策的轉型方面有了積極的探索和深度，如保增長需要，大力推行棚戶區改造、進行共有房試點等。一旦這些政策全部到位，縱然房價再出現反彈，對經濟社會發展、老百姓居住水平的改善也不會產生多大不利影響。如果中央再在土地出讓金的分配使用方面再出臺一些新的政策，明確土地出讓收入必須一半以上用于棚戶區改造和保障房建設等，樓市就不可能出現反復，市場化的樓市也就會到來了。

　　也正因為如此，對一些地方慢慢退出限購的做法，無論是相關職能部門還是媒體，都不要過多干預和渲染。尤其不要用諸如松綁樓市、調控退出等危言聳聽的口號，避免產生相反的效果，引發居民的恐慌。

　　樓市調控是一個實實在在的行為，依靠口號是調控不好的。樓市調控，必須走出口號之窗、跳出口號之門，讓市場接管。至于樓市向哪個方向轉，讓地方政府依據市場需求和本地實際決定。如果強行按照一個套路進行調控，真的有可能會出現很大的問題。特別是已呈現空城、死城現象的城市，有可能會引發嚴重的金融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