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個城市房價環比繼續走高，26個城市房價同比上漲10%，面對11月份70個大中城市房價成績單，多數城市選擇了“沉默寡言”，而廣州采用了“另類”方式拉低住宅銷售均價繞過調控問責。
　　

       毫無疑問，以當地GDP增幅或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為參照數值，相當一部分城市無法完成調控目標，但時至年終歲尾，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住建部等相關主管部門，都沒有提出對地方政府問責的要求。
　　

       面對日漸走高的房價，地方政府“問責”之劍何時出鞘？
　　

       總體來看，兩方面因素導致了地方政府問責行動遲緩。
　　

       首先，過渡依賴房地產拉動地方經濟導致了地方政府不愿意問責。對于部分實體經濟欠發達的地方政府而言，土地出讓金是地方財政的重要來源。北京工商大學貿易經濟系副主任徐振宇提供的一份統計顯示，2004年-2012年的9年間，土地出讓收入占地方財政收入(本級)的比例多數在四成到七成之間。
　　

       其次，政策的不連貫性導致了地方政府問題的困難。漲幅控制目標的不明確性是地方政府“逃避”問責的“有力借口”，尚未納入市區房價統計的廣大郊區縣房價成為臨時拉低房價的最佳支持，比如廣州市在11月份的房價統計中，加入從化增城兩地房價，造成了房價突然環比、同比大幅下跌的假象。
　　

       房價持續走高，人們又一次感慨房地產調控淪為“空調”，而地方政府面對問責遲遲不動的態度，令人們對2014年房地產調控的信心驟減。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日前在發布住房綠皮書時也建議，對于目標未完成地區建議兌現調控問責制度，對房價增速過快地區進行約談和問責。
　　

       2010年至今沒有一個重點城市因為房價漲幅過快被問責，問責制的嚴肅性受到挑戰，也就失去作為城市住房調控手段之一應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