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正著手準備試點房產稅”——日前，媒體傳出的消息一下子讓京城房地產市場緊張起來，購房人、開發商、經紀機構紛紛議論。市場的關切很快得到了回應，北京市住建委主任楊斌表示，北京尚無試點房產稅的安排，基礎性的準備工作也只是房地產市場管理的日常工作。

有關房產稅試點的傳言來勢洶洶，地方政府態度卻很平靜。近期，與北京相似，這樣的情景在廣州、深圳等城市一再出現。上海、重慶的房產稅試點，已一年有余，房產稅試點的走向還有多少可能？此時對試點接棒者的猜測，更助長了市場的興趣。

“不排除新入圍城市對試點方案有所調整和創新。”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說道。

試點會有新動向嗎

專家判斷，新的試點城市將結合地方實際優化方案

“擴大試點什么時候啟動、將有哪些城市入圍，目前還不好預測，但主基調應該是在總結兩地試點經驗的基礎上，結合地方的實際情況優化方案、穩步推進。”賈康判斷。那么，上海、重慶又有何經驗可供借鑒？

重慶試點方案中，征收對象包括個人擁有的獨棟商品住宅、個人新購的高檔住房，存量和增量均包括在內。方案對高檔住房界定為，建筑面積交易單價達到上兩年主城9區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建筑面積均價2倍（含）以上的住房。據此，業內人士認為，重慶的方案對高端房產業主和炒房客比較有針對性。據統計，房產稅試點前，重慶的存量獨棟商品住宅僅為3456套。一年下來，重慶有關部門表示，除仍有房產糾紛、未辦理產權證，以及任何方式都聯系不上房主的個別情況外，應稅的獨棟商品住宅房主基本上都繳納了房產稅。

再看看上海的試點方案，則主要針對新購住房。上海的方案規定，上海居民如果購買第二套住房，新增面積和已有面積總和如果超出人均60平方米，超出部分就要交房產稅，稅率累進，意在保證基本居住需要基礎上，控制非居住性購買。

上海的一位金融從業者告訴記者，家里人口多，去年想購買第二套住房，結果一算賬，新舊面積之和扣除人均60平方米，還多出了80平方米。這就意味著，這80平方米每年都要繳納房產稅，“一年要繳幾萬元的稅，家里意見分歧大，只好放棄了?！?/P>

賈康認為，第一批試點是在“限購令”出臺之前開始的，當時投資投機性購房占了相當的比重。目前，各地實施了嚴格的房地產調控措施，投機投資性購買已大大減少，此時買房的基本上都是“剛需”人群。這些變化，在新的試點方案中也需要有所考慮。比如，對于政策支持的購買首套房的購房者，在工作地買房的進城務工人員等，在稅收政策上應當體現出“定向寬松”和區別對待。

百姓稅負會加重嗎

專家認為，隨著房產稅等直接稅比重上升，間接稅比重下降，社會稅負將更加合理。在重慶藍湖郡小區，徐女士告訴記者：“其實我并不反對征收，只是擔心稅率過高造成負擔?！?/P>

其實，對房產稅可能加重稅負的憂慮，從試點開始之時就如影隨形。賈康說，房產稅作為財產稅的一種，直接向高端的房屋持有者征稅，擁有房屋財產越多的人繳稅也越多。

“不能將房產稅定位到‘抓錢’上，那樣只會加重公眾‘稅收焦慮癥’?！必斦控斦茖W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認為，房產稅首先應定位在個人住房調節稅，房產越多，稅越高。

“目前，中國的稅制結構里直接稅比重偏低是突出問題，我國稅收70%左右來自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等間接稅。”賈康指出，間接稅直接嵌入商品售價，最終通過價格渠道轉嫁由消費大眾承擔，恩格爾系數較高的中低收入階層，用于滿足生存需要的基本消費品支出比重很高，不得不承受這里面所含的間接稅負擔，由此實際上成了宏觀稅負的主要承擔者，而有支付能力的先富階層承擔的直接稅比重過低，這是造成現階段我國中低階層消費大眾稅負痛苦程度較高的實際癥結所在。隨著房產稅等直接稅的比重上升，間接稅比重下降，能夠有效調節社會收入分配，社會稅負的歸宿也將更加公平合理。

賈康認為，調整稅制結構，當前最重要的是落實好結構性減稅，特別是營業稅改增值稅這樣的減稅重頭戲，應當在總結試點經驗的基礎上盡早推向全國。把間接稅的比重降下來，不但進一步減輕企業和居民的負擔，也與推進房產稅等直接稅改革形成了呼應。

土地財政能改變嗎

專家表示，房產稅改革，意義在于完善稅制，建立地方支柱稅源。房產稅試點之前，很多上海人愿意在中心區買房，但房產稅試點方案里，設置了一個很小的杠桿——中心區域的稅率是0.6%，周邊區域的稅率是0.4%。微小差異，意在把房產交易向周邊區域引流。

“這體現了房產稅作為政策組合工具對市場的調控作用以及帶來的資源配置優化效應，普及了房產稅的觀念。”賈康說，但長遠看，推進房產稅改革，主要意義在于建立地方稅體系支柱稅源，調整和完善稅制結構以及調節社會收入分配。

在多數實行分稅制的市場經濟國家， 房產稅都是地方財政收入體系的核心。目前，我國地方政府非?？粗赝恋卣信膾?。業內人士分析，有了房產稅，地方政府多了一個穩定的收入來源，過度依賴“土地財政”的狀況會有所改觀。

國家開發銀行原副行長劉克崮強調，征收房產稅是為配合房地產調控，不能把調房價寄希望于房產稅，而應該看到房產稅所帶來的財稅機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