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日晚間，上海打破一線城市“緘默”的局面，公布今年新建住房價格控制目標。距“國八條”規定的“大限”只有兩三天，目前僅有４０余個城市公布了年度“限價令”，眾多一線城市仍“按兵不動”。
　　
　　已揭曉“謎底”的部分城市“控制目標”也引發爭議。樓市“限價”怎么變成了“限漲”？地方政府“定價”的依據是什么？地方“問責”如何避免“軟執行”？圍繞三大疑問，記者進行了追蹤調查。
　　
　　“控制目標”為何
　　
　　變成“上漲目標”？
　　
　　記者跟蹤４０多個公布房價“調控目標”的城市，沒有發現一個“降”字。這些城市普遍“描述”了允許房價上漲的區間，漲幅大都在１０％左右。
　　
　　對部分城市還沒公布“控制目標”，一些市民向記者表示不能理解：“這讓人懷疑部分地方缺乏調控房價的誠意。希望其中不要有太多貓膩?！?BR>　　
　　對此，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玨林說：“各地政府制定的控制目標要綜合考慮地方資源、房價和居民收入水平、保障性住房和土地供應等因素。一線城市由于評估過程很復雜，考慮因素多，因此謹慎地作出判斷，靠后公布可以理解。”但他同時表示，不排除一些地方選擇參照系時避重就輕、目標過于寬松的做法。
　　
　　中國社科院經濟學博士馬光遠表示，本是“控制目標”，卻成為“漲價標準”，且各地制定目標只有上限，沒有下限，這會加劇市場上關于房價持續上漲的預期，讓“國八條”的調控效果一定程度上打了折扣。
　　
　　“限價”標準為何獨缺
　　
　　“居民住房支付能力”？
　　
　　“國八條”提出，各地根據“經濟發展目標、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確定新建住房價格控制目標。但記者發現，已出臺“控制目標”的地方，大多參照了前兩項標準，鮮有以“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為參照。
　　
　　西安市民黃女士很納悶：三大標準中，為何獨缺“居民住房支付能力”？是一些地方“選擇性遺漏”？還是居民支付能力無足輕重？
　　
　　對此，一些專家和地方官員各執己見。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相關負責人表示，上海今年控制目標中，提出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力度、擴大住房保障覆蓋面，提高居民保障水平，這都是提高居民支付能力的關鍵環節。
　　
　　北京大學房地產研究所所長陳國強則表示，ＧＤＰ和收入增長是現成的量化指標。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卻不好衡量，需要動用許多資源、建立衡量標準體系。
　　
　　王玨林表示，按照國家制定政策的初衷，新建住房價格控制目標的衡量體系是多元的，一些地方政府對政策的理解顯然有偏差，也不排除“選擇性失明”的可能。
　　
　　調控“問責”如何
　　
　　防范“軟執行”？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穩定房價和住房保障工作實行省級人民政府總負責，市縣人民政府負直接責任。對穩定房價、推進保障性住房建設工作不力，影響社會發展和穩定的地方，要追究責任。
　　
　　“國八條”提出，對未如期確定并公布本地區年度新建住房價格控制目標、新建住房價格上漲幅度超過年度控制目標的，有關部門要視情況，根據有關規定對相關責任人進行問責。
　　
　　上海市民劉險峰對記者說，“問責官員”并不是新鮮詞，但為何鮮有對房地產調控不力的官員和部門“問責”的先例？“問責”不光關系到百姓對政策實施的信心，還關系到政府的公信力，不能僅停留于文件。
　　
　　“問責不能浮于表面。在新一輪房價調控中，有關部門應制定詳細的問責機制?！敝袊笖笛芯吭焊痹洪L陳晟說，只有將“問責制”落實，才能避免調控措施被“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