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最為熱門的話題莫過于生育政策調整了。

　　5月31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聽取了“十四五”時期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重大政策舉措匯報，審議了《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提出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消息一出，民眾與各方專家學者和反應不一，借此調侃者有之，拍手叫好者有之，提出真知灼見亦有之。

　　其實在若干年前，學界對放開生育政策就早有呼吁，今年兩會眾多提案和建議亦聚焦于此。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的發布，為人口政策調整提供了數據支撐，政策出臺可謂順理成章。但是政策實施效果如何，受到哪些因素的掣肘，與房地產之間又有著怎樣的相互影響，是一系列值得探討的話題。

　　老齡化成為影響中國經濟的灰犀牛

　　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2020年我國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總規模8.8億人，與2010年相比減少了4000多萬人；60歲及以上人口有2.64億人，占比達18.7%，比2010年上升了5.44個百分點。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1.9億人，占比13.5%，比2010年上升了4.63個百分點。近日國家衛健委負責人在接受新華社采訪時預測，到“十四五”末期我國將由輕度老齡化轉入中度階段（占比超過20%），在2035年前后進入重度階段（占比超過30%）。

　　與老齡人口增加相對應的是新出生人口減少和生育率的下降。2016年開始全面實施二孩政策產生了一定效果，新生人口數量在2016年、2017年出現兩年顯著增長，但是從2018年開始又出現連續下滑，2020年我國新出生人口僅為1200萬，比2019年下降了18%，比剛剛放開二孩的2016年下降了33%。按照這個數字推算，中國目前的生育率僅為1.3，低于國際公認的總和生育率1.5的警戒線。

　　以北京為例，2020年戶籍人口出生數為100368人，創下十年來新低，比2019年減少了32266人，下降幅度約為24.32%。雖然這一數據有疫情因素的影響，但此前的2018年和2019年已經已經連續出現人口出生率下降。

　　人口老齡化不僅意味著勞動力人口的減少、人口紅利的消退，還意味著養老、醫療等社會成本的大幅增加。對于正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經濟來說，無疑有著雙重負面影響，也成為中國經濟最大的灰犀牛。通過優化生育政策，可以有效改善人口結構、擴大新增勞動力供給、減輕老年人口撫養比，抵消灰犀牛的負面影響。

　　住房是生育政策的重要變量

　　對于實施三孩生育政策，各界普遍持高度贊同態度，但對于政策的實施效果，卻并不是十分樂觀。究其原因，一是由于生育婦女規模減少，婚育年齡推遲；二是由于教育、就業、住房等負擔的加重造成生育意愿的降低。其中房價因素是影響生育政策效果的重要變量。

　　首先，高房價是造成生育意愿降低的重要原因。很多年前就有網友調侃，高房價是最好的避孕藥，高昂的居住成本使年輕一代直呼“生不起”“養不起”。業界流傳的“丈母娘推高房價”理論，以及學界流傳的“六個錢包”理論，雖或多或少都有些調侃的味道，但居住成本確實是影響生育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國人民大學葛玉好研究員曾在《人口研究》（2019年第一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房價對家庭生育決策的影響》的學術論文。基于2014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研究了房價對家庭生育決策的影響。論文選用已婚夫婦結婚當年，和結婚5年后的房價，分別作為生育一孩和生育二孩的影響因素。研究發現我國生育率下降與房價上漲有著一定的相關性：1.房價對生育孩子的概率有顯著負影響，房價每上漲1000元/平方米，生育一孩的概率將降低1.8%~2.9%，生育二孩的概率將降低2.4%~8.8%；2.房價推遲了女性的初次生育年齡，房價每上漲1000元/平方米，初次生育年齡將提高0.14~0.26年；3.房價上漲對生育決策的影響理論上存在擠出效應。

　　其次，生育政策反作用于房地產。從理論上講，生育政策放開意味著新生人口增長，人口增長意味著住房總需求的增長。但是三孩政策能產生多大的人口增量，取決于政策實施效果。從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實施效果看并不樂觀。據國家統計局的測算，政策實施以來帶動了1000萬人口增量，低于此前預期。三孩是建立在二孩基礎之上，政策實施的邊際效用遞減，如果沒有大力度的配套政策支持，所帶來的人口增量不會十分明顯。

　　即便人口出現明顯增長，也并不構成房價普遍上漲的誘因。從總供給和總需求的角度看，我國房地產市場已經是供大于求，特別是在東北、中西部等區域以及三四線城市，一方面人口逐年外流，另一方面新增住房面積不減，庫存高企。因此房價并非取決于人口總量，而是人口的流向。針對人口流入量大的城市增加土地供應、增加保障住房、租賃住房供應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鼓勵生育需配套政策支持

　　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提出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3個子女政策的同時，也提到將推出一系列配套支持措施。將婚嫁、生育、養育、教育一體考慮，加強適婚青年婚戀觀、家庭觀教育引導，對婚嫁陋習、天價彩禮等不良社會風氣進行治理，提高優生優育服務水平，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推進教育公平與優質教育資源供給，降低家庭教育開支。要保障女性就業合法權益。

　　觀念的引導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完善生育休假與生育保險制度，加強稅收、住房等支持政策，降低醫療、教育、住房等生活成本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不少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提案聚焦于放開生育限制和鼓勵生育政策。例如九三學社中央提出，制定中長期綜合人口發展戰略，建構人口老齡化監測預防制度，重視超低生育率陷阱，以盡快建立人口負增長應對預案；農工黨中央提出將產假延長到半年，將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等相關支出納入專項附加扣除等；全國政協委員金李提出降低隱性家庭養育成本，為婚育家庭提供減稅/補貼、進一步放開計劃生育政策，增設國民育兒基金等；全國政協常委周健民提出，對生育兩個孩子的父母提供公租房優先、購房補貼、貸款利率下調等政策。

　　從其他低生育率國家鼓勵生育政策中，我們也可以找到值得借鑒的經驗。這些鼓勵生育政策涉及育兒不同生命階段，通過降低育兒直接成本、減少育兒機會成本來提升生育意愿。在政策性補貼方面，瑞典、法國、俄羅斯、日本、德國、英國、加拿大、新加坡等國，通過兒童津貼、生育補助金、托兒津貼、兒童福利金等形式，直接或間接補貼育兒家庭。在產假、育兒假方面，瑞典、法國、俄羅斯、德國、加拿大、新加坡、韓國、澳大利亞等都有長達一年以上的產假或育兒假。在托幼服務方面，這些低生育率國家在托幼服務方面也是給予了大力投入，為嬰幼兒提供便利的托幼服務。在住房方面，韓國政府每年提供5萬套保障性住房給月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新婚夫婦，新婚夫婦購買第一套住房給予購房稅收優惠；日本針對由母親和未成年子女組成的單親家庭，享有住房貸款優惠及供應住宅有限居住權。雖然各國推出的鼓勵生育政策效果不一，但對中國或多或少都有著一定借鑒意義。我國鼓勵生育政策大致也會從加大生育補貼、延長產假及育兒假期、完善女性就業環境和托幼服務體系、加大稅收優惠、醫療補貼、住房支持等角度給予支持。

　　發揮房地產在生育政策中的正向作用

　　近日，著名經濟學家任澤平在“澤平觀點”平臺對生育配套政策做了一個調查問卷，設置了7個選項，結果顯示選擇“不管出臺什么政策也不生”的占32%排在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選項是希望“降房價”，由此可見高房價對生育政策的影響之大。既然住房問題是影響生育意愿的重要變量，那么就應當從房地產角度尋求破解之道。一方面增加住房，特別是保障性住房、租賃住房供應，降低居住成本；另一方面，通過向生育二孩、三孩家庭實施與居住相關聯的政策優惠，達到對生育政策的正向刺激作用。

　　首先是解決高房價問題。本輪房地產調控提出“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的目標，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一些熱點城市房價高企的局面依然十分嚴重，核心問題還是土地供應。這些熱點城市人口以每年數十萬的規模流入，土地供應卻少之又少，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如果不解決人地掛鉤問題，高房價趨勢只會愈發嚴重。多年來一直為人口政策呼吁的攜程創始人梁建章近日撰文解讀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直接用《房價，為了孩子增加土地供應》為標題闡明觀點。

　　其次，住房相關政策可作為生育政策的重要配套措施。上面提到日本、韓國等國在鼓勵生育政策中將住房作為重要選項，值得我們借鑒。近日，著名經濟學家董藩撰文對實施生育配套政策提出六點建議，其中包括“在限購城市，對生育三孩家庭，允許購買三套或四套住宅”“對三孩家庭實施支持性房地產信貸政策”“對三孩家庭購買商品房實施稅收優惠政策”“三孩家庭購買政策性房產，可給予照顧”“調整關于學區房入學名額的規定，三孩家庭不受入學間隔年份限制”“今后開征房產稅時，對三孩家庭給予明顯照顧”等；梁建章甚至提出“在高房價地區，三胎買房半價”的政策建議。盡管只是專家個人觀點，但對配套政策的制定也是可供借鑒的重要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