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居民杠桿率上升的主因是房貸增長，所以抑制居民部門杠桿率、防范金融風險，首先要從樓市調控、住房制度改革、建立長效機制入手。一方面，應繼續遏制房價過快上漲，并使一二線城市房價能合理回落；另一方面，要加快住房租賃市場建設，盡早形成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

　　一段時間以來，多位職能部門負責人在不同場合分別就防范金融風險特別是有效控制和降低杠桿率問題發表了看法，指出要著力降低企業負債率，抑制居民部門杠桿率，爭取用3年左右時間使宏觀杠桿率得到有效控制。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7年末，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為55.5%，比上年下降0.6個百分點。但是，在企業負債率降低的同時，居民杠桿率卻繼續上升。2017年末，我國人民幣住戶貸款余額40.5萬億元，其中中長期貸款29.1萬億元，中長期中的消費貸款24.7萬億元，分別占當年GDP總額82.7萬億元的50%、35.2%和29.9%；比上一年分別提高6.8個、4.5個和3.9個百分點，絕對水平創歷史新高，提升速度之快也超過以往。

　　為什么在連續兩年將“去杠桿”作為經濟工作主要任務之一的情況下，居民杠桿率不降反升呢？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我國居民負債主要以房貸為主，而且最近一年多的樓市調控僅是在整體上抑制了價格上漲的勢頭。盡管各地均把限貸作為調控的一個主要措施，但剛需、改善性需求和尚未完全得到抑制的投資投機性需求，導致銷售增加和價格繼續上行，同時也使住房貸款持續增加。由于償還房貸的時間較長，且房貸的規模隨著銷售面積和銷售額的增加而增加，加之三四線城市擴大房貸規模以去庫存，導致“杠桿”減得不如增得多。另外，過去一年，各地對首套房貸款不同程度上浮了貸款利率，使剛需購房者房貸成本上升。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使居民杠桿率居高不下。

　　雖說發達國家居民杠桿率的風險線在60%左右，比我國居民要高，但我國人均GDP水平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80%左右，更大大低于發達國家水平。這決定了我國居民人均收入、支出水平理應與人均GDP處在相仿的水平。而且，由于居民負債中絕大多數是以房貸為主要內容的中長期貸款，加之社保、醫保的覆蓋范圍和保障能力仍有較大提升空間，再考慮收入水平的不平衡狀態，我國50%的居民杠桿率水平已經較高。

　　如果不能管控好居民杠桿率，將產生兩個明顯影響。一是使相當一部分負債家庭特別是年輕人的生活壓力加大。在房價高企的一二線城市，在價格持續看漲、“晚買不如早買”的預期下，很多家庭背負巨額房貸，這無疑會制約消費水平與生活質量的提升。二是使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概率上升。一方面，很多家庭因剛需和看漲預期甘愿承擔較高房貸壓力，導致債務收入比上升，其穩定收入一旦出現波動，必然影響償貸能力；另一方面，一些三四線城市即使出于去庫存考量繼續加杠桿，其結果也必然導致泡沫繼續積累和增加，一旦泡沫破滅，后果不堪設想。

　　由于居民杠桿率上升的主因是房貸增長，所以抑制居民部門杠桿率、防范金融風險，首先要從樓市調控、住房制度改革、建立長效機制入手。一方面，應繼續遏制房價過快上漲，并使一二線城市房價能合理回落，以降低居民的購房和房貸成本。要在滿足剛需和支持改善性需求的基礎上實施限貸限購措施，適當放松首套利率上浮，對二套及以上的限制則可累進遞增，以便既保障基本需求，又防止炒房資金流入樓市。同時，可考慮實施差異化限售政策，對出售唯一住房的改善性需求，和出售二套及以上住房區別對待。另一方面，要加快住房租賃市場建設，盡早形成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這兩個方面是相輔相成的，如果房價上漲得到遏制，乃至價格向符合價值的方向逐步回歸，逐漸改變人們的看漲預期，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選擇租房，居民杠桿率持續上升的局面就會有所緩解。